在盧一萍的散文集《世界屋脊之書》中，有一篇名為《騎士》的小文，回憶了他與一位塔吉克族老人魯斯坦姆之間的交往。老人一生都生活在帕米爾高原上，確切地說，是生活在馬背上，直到90歲去世。一段忘年之交原本談不上新鮮有趣，我卻對這篇文章和這位老人難以忘懷，因為作者在文中記述了老人的這樣一段話：

　　“你要知道，鷹因為自由從不會離開自己飛翔的天空，人也不能為了享樂而離開自己的家園。”

　　當人們又問他什么是自由時，老人思考了好一陣，給出了平靜卻極富意味的回答：“自由，自由就是只尊重自己的這顆心!”

　　寫到此處，盧一萍心生感喟：“我不得不承認，我是在這里，在這不時可聽見馬嘶、羊咩，彌漫著荒原味和腥膻味的氈帳里，在奶茶的香味中，第一次接受了關于自由的啟蒙。”

　　大抵是從那以后，盧一萍的創(chuàng)作也慢慢有了根系。他是一個熱愛遠方的漫游者無疑，但這種漫游并非茫然和肆意的，在虔誠且充滿了欣悅的長時間游歷中，他盡情賞慕著草原和雪山的風情，浸潤著西域民間的文化，以至于來自遙遠中亞的文明韻腳和扎根世界屋脊的孤獨號音，統(tǒng)統(tǒng)被他疊進了背囊。在如此沉重卻讓人感到幸福的重量下，盧一萍尋得了精神的自由，也慰藉了心底的渴望。自由不是漫無目的，也不是飄然無所寄，就像雄鷹屬于長空，騎士屬于駿馬，駐守在雪域高原的戰(zhàn)士屬于他的哨卡一樣，盧一萍溫順地歸附了文學，歸附在人的渺小和精神的遼闊之下。當他風塵仆仆回到這塵世間，與之相伴的，是一系列與高原、西域和野蠻生命相關的作品，這些作品賦予他歸屬，為他鋪筑了一條漫長的、隨時可以回首、卻難以重新再走過的路。

　　極限場域：小說的外在生發(fā)與內蘊話語

　　選擇“極限場域”這樣一個拼接詞匯來概括盧一萍的作品，當算恰切。“極限”是對盧一萍小說的外在生發(fā)場與內蘊話語場的共同評介，因為無論從小說的寫作地域、小說中展現的歷史時空還是小說人物身處的環(huán)境與狀態(tài)來看，無不是“極端”與“極限”的。雪山的苦寒孤絕、高原的人跡罕至、特定歷史時期的夸張變形和寓言式人物的如履薄冰，地域、時代、人物等一切要素，都被盧一萍放置在“絕境”之中。這不僅讓他筆下的故事成為了一篇接一篇的奇談異說，也使他一貫輕盈、明快、不費氣力的敘事語調拉伸出巨大張力，從而形成自己獨屬的、如雪山般看似寧靜卻內蘊偉力的特質如出一轍的寫作場。

　　盧一萍曾是名軍人，軍齡長達20多年，這一點因為與他的創(chuàng)作關聯太過緊密而不得不說。但即使將他放到一眾軍旅作家當中，盧一萍也能憑借其扎根帕米爾高原、喀喇昆侖山脈等邊防地帶的特殊經歷而被區(qū)別看待——這種區(qū)別絕不僅僅是基于我們對遙遠邊關的敬畏與想象，而是因為作為小說家，他自然地擁有了其他寫作者或許終其一生也無法獲得的生命體驗和審美經驗，而這對于他創(chuàng)作的支撐和滋養(yǎng)，是不言而喻的?？上驳氖?，盧一萍果真沒有辜負自己與軍旅和邊疆的相逢，在迄今為止的大部分作品中，他的寫作視點忠實圍繞這兩個命題，并且進行了大膽的整合與提煉。我們在本文談到的作品，基本都在書寫身處新疆邊地的軍人，不同歷史時期的邊地軍人與軍營生活，是盧一萍小說創(chuàng)作的主線所在。

　　實際上，如果說地域上的極限是作家的從軍經歷所限定，那時代與人物的極限狀態(tài)則是作家人為的選擇。盧一萍偏愛歷史題材敘事，如上世紀50年代初解放軍入疆開荒搞建設、“湘女上天山”、“文革”等，在這些特殊時代，或是生存條件極端艱苦，或是革命與建設迫切需要，種種因素導致歷史發(fā)生了“膨脹”，而身處歷史環(huán)境中的人，因此被統(tǒng)統(tǒng)“充氣”。如《白山》中的指導員傅獻君、尚護士，《索狼荒原》中的教導員“矮種馬”，《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荒漠》中的女兵班長等，這些人或是對他人的命運苦難有一種不自覺的麻木，或是對自己承受的苦難表現出自覺的甚至狂熱的認同，再或發(fā)自內心的遵循和追隨那個時代的價值觀。

　　極限場域作為一種范疇，其實也賦予了作家的書寫以極大自由。所謂“絕境”，看似逼仄恐怖令人畏懼，卻也最直觀地檢驗和提純著人的心靈，在承受肉體的苦痛與精神的寒荒之后，再將最大程度的身心自在感、安定感和歸屬感還給他。比如《白山》主人公凌五斗，他獨守六號哨卡七個月瀕臨發(fā)瘋、他近乎病態(tài)地在冰冷小屋中一圈圈慢跑、他頭頂一滿碗清水站軍姿直至入定……這些非正常的人的存在狀態(tài)的描寫，因為“絕境”的設置而更加凸顯了肉身的渺小微弱，卻也加倍彰顯了極地生存的超驗感受和精神原野的曠遠無垠。

　　理念：當經驗讓位于想象

　　話題依然要從盧一萍曾經的“軍旅作家”這一身份展開，因為就我們通常對“軍旅作家”和“當代軍事文學”常態(tài)面貌的了解，無論從題材選取、寫作技法還是創(chuàng)作風格上看，盧一萍都顯得獨樹一幟。這種獨特又與我們前文說到的場域的獨特并不相同，因為這里涉及到的不是作家對主體經驗和寫作身份的選擇與歸屬，而是它的反面——作家對某些元素的有意規(guī)避。

　　無論是基于“延安時期”及“十七年”那一大批紅色經典的波瀾壯闊，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現實主義軍旅題材的蓬勃新生，我們對軍旅小說的宏大、剛健、崇高等屬性基本確信不移，而廣受新寫實主義寫作趣味影響的新世紀軍營“私語化”寫作，雖然主動脫離了宏大悲壯等強勢語境，卻又落入了一地雞毛的瑣碎和暗淡。相對而言，盧一萍(也許是無意識地)顯示出了拓展軍事文學寫作疆域的雄心與能力。他的軍營敘事兼具了歐美現代主義作品對現實荒誕性的幽默調侃，以及俄羅斯文學那種對生命與精神之遼闊、歷史與蒼穹之浩瀚的探求。以長篇小說《白山》為起點，他的軍事題材寫作進入了前人皆未曾見過的領域：經驗的超拔，理念的沖鋒。

　　“理念的沖鋒”，一方面指盧一萍的寫作基礎是其相對穩(wěn)定且清晰的創(chuàng)作觀念，他對文學的理解和信念引導并貫穿其小說創(chuàng)作，甚至呈現出對自身經驗與閱歷的超越，因此，他塑造的人物、書寫的情感、選擇的素材、營造的風格都為其創(chuàng)作理念服務。而一貫強調現實性的當代軍事題材作品，對經驗的依賴不言自明。問題在于，如今的軍事題材創(chuàng)作者，基本都不曾也難以對戰(zhàn)爭有真切的體驗，所以我們讀到的戰(zhàn)爭小說，依靠的大多是作家的閱讀等間接經驗。即便是講述自己親身體會的當代軍營生活，因為描寫內容與讀者自身經驗的隔膜，也因為一定程度上過于信任“故事”而松懈了人物的塑造和精神內核的灌注，使如今大部分軍旅題材的“經驗型小說”都陷入了“同質化”危險。

　　另一方面，“理念的沖鋒”也可指代盧一萍偏愛的創(chuàng)作形式，即在真實而又刻板的軍營生活里注入大量的想象，讓想象力馳騁在文本內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現實的捆綁和歷史的指認，帶上浪漫的寓言色彩。仍然以《白山》為例，主人公凌五斗生活在名為“天堂灣”的世界海拔最高連隊，天地古今一色，遠離人世喧囂。這本身就是一個如幻境般的故事背景，在寂靜的雪山深處似乎發(fā)生任何事情都不足為奇。于是，這里的一對小豬死后變成了會飛的天使、不會說謊的凌五斗毫無預兆變成了“藍人”、睡夢里凌五斗與英雄父親一次次相遇又別離……在以真實歷史年代和大事件為背景的軍旅題材小說中，如此隨性且色彩斑斕的想象力是難以尋見的，更不用說小說中大量充滿隱喻的描寫對象。

　　說到想象，就還是回到凌五斗這個人物身上。如果一定要判別對凌五斗的塑造更多是源于理念還是經驗，我愿選擇前者。雖然作家在部隊服役數十年，見過形形色色的戰(zhàn)士，他們思維、個性、行為、習慣乃至語言的邊邊角角也一定融入了凌五斗體內，但這個有著過目不忘與不能說謊的特異功能、一次次化險為夷創(chuàng)造奇跡，最后干脆全身變藍的農民戰(zhàn)士，依然因承載了作家深刻的對人、對生命際遇、對歷史與人的關系的理解，承載了作家鮮明、強烈、獨特的文學和歷史觀，含有了更多的想象成分。凌五斗毫無疑問是可愛的，雖然他沒有表現出我們所熟悉的“英雄特質”，他沒有上過戰(zhàn)場，甚至還有些溫順和愚鈍，但他老老實實保持了“人味兒”，人的真摯與頑強，同時他的心正如喀喇昆侖一般純凈與安靜。他善良且有點呆，但他不是許三多或阿甘，盧一萍無意塑造一個勵志型的底層人物，打造一部激發(fā)人奮斗欲望的熱血之書，恰恰相反，小說愈寫愈顯出悲哀與蒼涼的底色(雖然敘事語調依然輕快)——凌五斗是真實的，但他周圍的人和事已經變形了，他們包裹他、命令他、宣判他——這是一部人努力戰(zhàn)勝自然、卻被其他人打敗的《楚門的世界》。

　　之所以花較多篇幅談論盧一萍的軍旅題材創(chuàng)作，是因為在《白山》《索狼荒原》這一類作品中，他將一般概念上質感扎實、緊密、厚重的軍旅題材處理成了體量輕盈、疏松、明快的面貌，筆法上虛實相間，語調上回避高昂和決絕，將整副身心交給了想象的沖鋒而非經驗的摹寫，從而讓自己的作品與創(chuàng)作理念互文互見，與同類型題材容易固化的創(chuàng)作傾向，則保持了適度的距離。

　　現代性思維與傳統(tǒng)家國情懷的聯姻

　　盧一萍衷情于高原、雪山、西域，執(zhí)著于人的生存狀態(tài)的書寫，但這并不表明盧一萍不是一個矛盾的作家。也有一種可能是，他目前的作品還只展現了他一部分的、一定層面的思考，有更多的部分還將寄寓在脫下軍裝的盧一萍未來的創(chuàng)作中。

　　我所說的矛盾，一方面在于作家對“真實”與“善意”的同時追求，另一方面在于他的小說包含了大量現代主義文學的思維與技法，可他內心卻還秉持著中國傳統(tǒng)的家國情懷以及對宏大歷史敘事的憧憬。這兩方面的矛盾亦不完全分離，且后者當據主要。

　　“真實”與“善意”，并非一對反義詞，但在文學作品中，對“真”的追求勢必觸及到對人性之幽暗與復雜、社會現實矛盾之劇烈與殘酷的揭示。盧一萍追求“真”，且他的“真”并非完整精細地還原時代樣貌，而是試圖直接觸摸到統(tǒng)治那個時代的邏輯。他習慣于將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時期僅僅作為故事發(fā)生的背景，且這個背景通常筆觸寥寥、面目模糊。但他敘述歷史所用的荒誕筆法，包括種種荒誕的想象，與那段歷史形成同構，因而，即使他對歷史采取的是粗線條勾勒，卻抓住了本質與核心，歷史的縱深感被悄然置放于文本內部，成為一種真實。另外，盧一萍看似輕快的敘述其實隱藏著犀利的鋒芒。雖然盧一萍不是個情緒激動的講述者，他的講述還常有些漫不經心，但他真正表達的內容無不緊貼現實。甚至，盧一萍對現實問題挖掘的力度和深度，遠高于一般書寫軍營常見的矛盾沖突與精神困境的程度，從而讓小說的“真”具有了深刻的詰問與反思力量。

　　但與這強大的“真實”同時存在的，還有盧一萍如孩童一般的善良與單純，以及如今少見的對美與善的真心頌贊。在《等待馬蹄聲響起》《七年前那場賽馬》等短篇小說中，盧一萍的單純與浪漫到了讓人訝異的程度，讓我驚詫于這背后的作者是否真的也寫出了《白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荒漠》。我想，在新疆、西藏等地的長時間漫游，或許在這之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就像我在開頭提到的塔吉克族老人魯斯坦姆，這些自由生長在草原的人們以都市人難以想象的純粹與誠懇，接納了這位遠行的游子，也讓他的筆端帶上如許溫存。

　　另一重矛盾，來自文本的現代性與作家的家國情懷。盧一萍一直被我視為深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觀念和敘事技法影響的作者，直到我們會面時，他說最鐘愛的作品是《靜靜的頓河》，最喜歡的作者是魯迅，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原先對他的定義。之前我甚至以為盧一萍在堅定地抗拒宏大敘事，無意于對民族歷史與現實表達熱切關懷。從那次會面后，我重新閱讀盧一萍的作品，搜尋著他胸懷家國的證據，最終我發(fā)現，原來那所有披著現代主義外殼的人物，都活生生站立在中國的土地上，而所有那些屬于現代派的飄逸筆法，畫出的卻還是一顆雙腳沾著泥巴、說話帶著口音、從里到外從始至終都屬于中國的人的心。

　　好處在于，盧一萍開闊的文學視野和相對更加國際化、現代化的審美理念，以及這種審美理念帶來的對文學性與思辨性的有意識追求，為他主題的最終回歸開辟了新路徑。在今天，他能清醒規(guī)避現代主義亂花迷眼的困擾，將寫作根基交還給對國家與民族命運的關切、對土地與人的熱愛之中,這種現代主義和傳統(tǒng)價值觀的“聯姻”，或可為以軍事文學為代表的某些寫作類型，提供更多的可能。

　　行文至此，才不過寫出盧一萍十之一二。他算不得高產，但每有新作，總能在風格氣象上呈現些新的況味。我最后還想強調的，是盧一萍及其作品根底中流淌的自由意識。無論是還壯闊歷史以平和眼光，還是賦大無畏壯舉以悲憫之心，又或讓自己的寫作趣味避開世俗哀樂和狹隘審美，凡此種種，皆歸因于他心有所屬——那所屬的一切，保護了他，也成全了他。